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戴村壩 

　　戴村壩 屬古閘壩地名文化遺產(chǎn)，標準讀音為“Dàicūn Bà”。戴村壩坐落于東平縣汶水河道，始建于永樂九年(1411年)，歷經(jīng)六百余年風雨，仍巍然屹立。它憑借“引汶濟運”的巧妙設計，確保了明清兩代大運河的暢通無阻，堪稱我國古代水利工程的奇跡。戴村壩是我國古代水利工程之瑰寶，享有“江北都江堰”的美譽，既是國家水利風景區(qū)，又是國家級重點文物保護單位和水情教育基地。2014年，其榮登《世界遺產(chǎn)名錄》，被譽為“大運河之心”和“天下第一壩”。

　　自從明成祖朱棣將都城遷至北京后，鑒于江南糧米北運的需求，他認識到“漕運之利鈍，全局所系也”，因此決定開掘和疏通大運河。原本元代開鑿的京杭運河，其“水脊”位于濟寧。然而，明朝洪武二十四年(1391)，黃河決口導致運河大部分淤塞，使得濟寧以北45公里的南旺地區(qū)地勢升高，相較于運河北段的臨清高出約30米，與江蘇運河段高出近40米，從而成為大運河的制高點和分水嶺，導致濟寧至臨清段的船只無法通行。

　　時任濟寧同知潘叔正上疏表示：“會通河道四百五十余里，其淤塞者三分之一。浚而通之，非唯山東之民免轉輸之勞，實國家無窮之利也”(《明史紀事本末·河漕轉運》)，朝廷采納其建議，并任命工部尚書宋禮、刑部侍郎金純、都督周長負責疏浚會通河。

　　宋禮調集民工16.5萬余人，對濟寧至臨清近200公里的會通河進行全面疏浚。然而，由于地勢增高，南旺成為運河高點，盡管河道已疏通，但南旺以北河段水量不足，導致重載漕船無法通行。為解決水量不足的問題，宋禮在永樂九年(1411)二月采納汶上縣白家店村民白英的建議，設立南旺分水樞紐工程，打破元代堽城壩，使汶水不再流入洸河。在汶水下游南城子附近攔河筑壩，引導汶水進入小汶河，并通過河底部的魚脊狀石撥，即“魚嘴”，將汶水分流南北，實現(xiàn)水量分配的“七分朝天子，三分下江南”。

　　戴村壩的建設過程中，宋禮等領導調動民眾與技藝精湛的工匠，克服種種困難，締造了一條全長“五里十三步”、約2800米的全樁型大壩，修成后壩體百余年未有大動。萬歷十七年總河潘季馴在北端筑石壩，名曰“玲瓏壩”。萬歷二十一年尚書舒應龍在南端筑石堰名曰“滾水壩”，中留石灘泄水，名曰“亂石壩”，自此形成一道三壩連接的攔河石壩——戴村壩。

　　戴村壩的修成，攔大汶河水，順小汶河流向南旺運河最高處，再分水南北，徹底解決了運河水源難題。其功能相當于人的心臟，因此戴村壩被譽為“運河之心”。它不僅使漕船暢通無阻，明成祖時每年從江南運糧米數(shù)百萬石，接濟京師，而且保障了明清兩代近500年的漕運暢通，對南北經(jīng)濟交流、文化融合起到了重要作用。

　　歷經(jīng)滄桑歲月，任憑風吹浪打，戴村壩仍固若金湯，巍然屹立，睹物懷古，讓人思接千載，浮想聯(lián)翩……1901年，清政府停止漕運，北方許多河段淤積，不再通航，曾經(jīng)的輝煌變成了歷史的記憶。如今，大汶河水經(jīng)過戴村壩已不再流入運河，而是注入東平湖，每到豐水季節(jié)，走近戴村壩，汪洋恣肆的河水宛如天際而來，從巍然聳立的戴村壩上飛流直下，形成一道巨大的瀑布，波濤氣勢磅礴，轟鳴聲震數(shù)里，似虎嘯龍吟，蔚為壯觀，“戴壩虎嘯”成為千里京杭大運河上一幅撼人心魄的壯美畫卷。

　　戴村壩以其所蘊含的高超智慧和卓越成就，得到古今中外人士的贊譽。1965年，毛澤東主席在接見山東黨政主要負責人時，稱贊戴村壩是“一個了不起的工程”，當年策劃、主持修建這一工程的汶上人白英為“農民水利家”;清代康熙皇帝曾說：“朕屢次南巡，經(jīng)過汶上分水口觀遏汶分流處，深服白英相度開復之妙”;荷蘭水利專家方維因說：“此種工作，當十四五世紀工程學胚胎時期，必視為絕大事業(yè)。彼古人之綜其事，主其謀，而遂如此完善結果者，今我后人見之，焉得不敬而且崇也。”

　　現(xiàn)如今，為了保護和傳承這份寶貴的文化遺產(chǎn)，在大壩北側建起了戴村壩博物館。博物館占地2000平方米，展示著400多件展品，全部都是和水工文化有關的歷史遺跡和實物。游客們可以通過遺物展廳、模型展廳、圖片展廳、引水展覽廳以及3D影院，一站式了解戴村壩的歷史、價值、功能、作用，還有京杭大運河的輝煌文化。博物館已經(jīng)成為京杭大運河重要的水工文化博物館，同時也發(fā)揮著帶動文化旅游產(chǎn)業(yè)發(fā)展的關鍵作用。